中国药品价格形成的底层规则正在被重设。4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14条举措，覆盖创新药首发定价、医保支付标准、零售终端价格、短缺药保供以及原辅料与流通环节监管等关键节点。
与以往侧重“压价”或“控费”的政策路径不同，这份文件的核心变化，在于不再单点调节价格，而是试图重构一套贯穿研发、上市、支付到流通的价格形成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创新药产业面临的核心约束并非单纯价格水平，而是价格的不确定性。新药上市后往往迅速进入医保谈判周期，放量与降价同步，使企业难以在研发阶段形成稳定回报预期，也让资本市场对创新药估值缺乏清晰锚点。在这一背景下，《意见》通过首发价格稳定期、企业自评制度、医保支付标准锚定、真实世界研究（RWS）动态调整以及全链条治理，将价格从“结果变量”重新定义为“可管理变量”。
有创新药企业人士向财联社记者表示，该政策发文规格较高，体现了国家对创新药的重视程度。作为顶层设计，文件中有部分条款已经在落地中，期待其他举措能在实践中逐步落地。还有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这一制度设计的本质，不只是价格机制调整，而是将行业从“审批驱动、营销驱动”，推向“价值驱动、证据驱动”的新阶段。
首发定价松绑与“价格稳定期”确立：创新药回报首次具备“可计算性”
这一轮价格机制改革的核心突破，在于首次把“价格稳定性”作为制度目标写入政策框架。
过去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价格高低，而在于价格缺乏确定性。新药上市后即面临医保谈判，一旦进入医保，销量迅速放大，但价格同步下调，企业很难建立稳定的盈利模型。这种“放量即降价”的机制，使得研发投入与回报之间长期存在错配。
《意见》明确提出，对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支持形成与高投入、高风险相匹配的价格，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创新药首次拥有了一个可以兑现回报的“时间窗口”。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价格保护，而是“一套创新溢价加动态平衡的组合拳”。在他看来，一方面，创新药上市初期可实现自主定价，并在一定周期内保持价格相对稳定，避免因销量放大触发被动降价；另一方面，中期逐步引入温和的价格约束，并与临床价值评估挂钩，后期再过渡至医保谈判体系。
他进一步指出，这一机制本质上是将价格决定权由行政主导更多转向市场与临床价值导向，有助于稳定创新药回报预期。
这种“稳定性”的引入，将直接改变企业端的决策逻辑。国内某生物医药企业高管杨涛对财联社记者表示，过去行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价格低，而是“不可测、不可算”，“很多企业甚至不敢投，是因为算不清回报”。在他看来，此次政策意味着新药价格从“虚的”变成“可以兑现的承诺”，企业虽然获得了定价权，但同时也承担了全部风险——“定高了卖不出去，定低了没有回报，政府不再兜底”。
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定价逻辑被前移至研发阶段。杨涛直言，未来企业在立项时就必须想清楚“这个药能卖多少钱”，“不是先批下来再考虑怎么卖，而是从一开始就要考虑临床价值、替代性和支付能力”。
资深医药行业专家郭新峰则对财联社记者表示，首发价格稳定期（约4年）叠加医保谈判周期稳定，使企业利润率和现金流预期更加清晰，这对于创新药估值体系具有基础性意义。但他同时强调，这一红利只属于“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而非所有新药。
同时，《意见》引入企业自评制度，并对高水平创新药、改良新药和通用名药实行差异化定价路径。金春林认为，这是“分类治理+精准信号释放”的体现，通过设定创新程度门槛，引导资源向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项目集中。但他也提醒，自评机制存在主观性，后续需要通过同行评议、信息披露和监管约束来确保其透明性和公正性。
在这一机制下，研发逻辑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对于“Me-too”“Me-better”项目而言，如果无法证明临床价值增量，很可能直接被纳入接近通用名药的定价体系，价格空间显著压缩。正如杨涛所言，“未来被淘汰的，不是做不出来的药，而是卖不出价值的药”。
医保支付与RWS联动：价格从“定一次”走向“持续验证”
如果说首发定价解决的是“价格如何形成”，那么医保支付与真实世界研究（RWS），则在决定价格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演变。
《意见》明确，对独家药通过谈判形成医保支付标准，对非独家药通过竞价形成支付价格，同时综合临床价值、市场规模及医保承受能力进行动态调整。
这意味着，医保不再只是“买单者”，而成为价格形成的核心锚点之一。更关键的变化在于，价格不再一次锁定。《意见》提出建立医保价值评估制度，并支持根据RWS结果调整价格。这一设计，将价格机制从“静态定价”推向“动态定价”。
金春林指出，这一变化的本质，是将临床价值从“事后论证”变为“事前与全过程约束”。企业不仅要在上市时证明疗效，还必须在RWS中持续证明其临床价值，否则价格和支付标准都可能调整。
杨涛对此有更直观的判断：“上市只是开始，价格是变量。”
在他看来，企业不再是卖一个“批文”，而是在经营一个持续被验证的疗效体系。如果缺乏持续的真实世界证据支撑，产品很难获得稳定收益。这也意味着，企业必须在上市后持续加大RWS和学术研究投入。
这一机制对企业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依赖单一爆款产品的模式将面临更大风险，“一个产品养一个企业”将变得不可持续。相反，多管线布局和持续证据积累能力，将成为核心竞争力。
郭新峰进一步指出，RWS机制将引导企业从“热门靶点竞争”转向“临床价值导向竞争”，推动资源流向真正具有差异化优势的领域，而非简单重复研发。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价格稳定期与动态调整机制的结合，也使创新药估值模型更加清晰——企业不仅需要证明产品价值，还需要证明这种价值能够在真实世界中持续存在。
由此，创新药行业的底层逻辑发生转变：从“审批驱动”转向“证据驱动”，从“准入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全链条价格治理：从终端控价走向产业重构
当定价机制与支付体系逐步理顺，价格治理的边界也随之向产业链两端延伸。
《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原辅料价格监管、打击垄断涨价、规范流通环节行为，并建立全链条穿透式审计机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只是终端问题，而是贯穿研发、生产、流通到支付的系统性问题。
金春林指出，监管重心正在从终端控价向上游成本和流通行为延伸，“灰色成本将被压缩，合规成本会显性化。”对于产业链上的不同主体而言，这场变革将是“优胜劣汰”的结构性出清。一方面，原辅料垄断、非理性低价竞标等行为将受到更强约束；另一方面，行业灰色成本空间被压缩，合规成本显性化。在此背景下，具备规模化、合规化能力的企业有望进一步巩固优势，而中小企业或加速出清，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在零售端，杨涛认为变化更为剧烈。过去药店依赖信息不对称获取高毛利的模式将难以为继，随着比价机制和医保价格监控推进，价格套利空间被系统性压缩，行业将进入“低毛利、高周转”的新阶段，“未来药店不是靠药赚钱，而是靠服务和效率。”
郭新峰则指出，上游原辅料和制剂价格透明化，将削弱垄断议价能力，同时对招采环节非理性低价竞争形成约束，有助于修复长期存在的供应风险问题。
事实上，这一轮政策并非单点改革，而是一场产业秩序的重构。价格不再由渠道、关系或短期博弈决定，而是由临床价值、证据能力和成本效率决定。
金春林将这一变化概括为，我国药品价格治理正从碎片化调控迈向“稳定价格预期、强化临床价值导向、实施全链条治理”的新阶段；产业竞争逻辑也由营销驱动转向“创新能力+证据能力+效率能力”的综合比拼。杨涛认为，行业正在从“做出药”走向“证明价值”；郭新峰认为，这一机制最终将筛选出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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